[12]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涂尔干）首创社会事实概念，他认为，社会学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

邓正来在体制外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本身就是践行国家与社会理论的典范，其独立的学术活动一方面有赖于市场经济飞速发展所提供的有力支撑，另一方面也在积极营造出一种独立于官方学术体制之外的公共空间。有时我们一个下午都在讨论对某一段话的翻译和理解，因为大家手头积累了大量的翻译文稿，我们一度筹划翻译出版四卷本的福柯作品集，但最终也未能出版。

恰恰是这种特定的历史关系使得我们拒绝了吉尔兹式的远方诗意的描述，而借助福柯理论来揭示其背后权力关系所建构的实践逻辑。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还是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都可以被纳入到国家与社会这个理论范式之下。正是在这种积极参与对话中，我们才会参与到创造新的历史可能性的进程中，由此历史才不会终结，才会展现出新的可能性。这时恰恰是吉尔兹的著作给了我启发。认真对待宪法就要认真对待宪法序言中确立的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性质，认真对待宪法序言中确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政治地位。

然而，如何提问的理论研究本身能与研究对象可以分离吗？如果对雷格瑞的命运漠不关心，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又能说明什么呢？如果感受不到秋菊的困惑，苏力又怎么能够在理论范式上对法律现代化理论、法律移植论展开批判，进而提出本土资源理论呢？如此看来，如何提问的追问实际上就在于厘清基于理论、概念的学术研究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复杂关系。它实际上需要在根本上思考科学研究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理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这其实也是知识与权力的复杂关系。贯通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是监察体制改革完成职权配置和体制构造后的下一阶段目标。

[17]参见魏昌东：《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方案之辩证：属性、职能与职责定位》，《法学》2017年第３期。第三，细分被监督权力的运行过程，分别设置监督机制。（二）针对同一监督对象的监督机制联动 监督体系中的不同监督机制具有功能互补性。摘要:  监察体制改革前，原有监督力量较为分散，难以形成监督合力。

在技术层面，可积极探索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与此类似，在行为监督过程中，如果发现违法权力行为背后的人员因贪腐而有职务违法犯罪行为，那么相关机关也应将其移送至监察机关。

监督体系的构成逻辑，是分析当前监督体系不贯通、缺乏监督合力问题的理论基础。[4]但尚未有从宪法体制的规范结构维度对监督体系的构成逻辑进行揭示的研究。[19]该条和《监察法实施条例》第51条的主旨是规定监察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在办理既涉嫌职务违法犯罪又涉嫌一般犯罪案件的权限划分。如何从职务行为中发现隐藏的腐败线索，有赖于调查手段的综合运用。

上述3种情形体现了人员监察的复杂性。《监察法》以控权理念规范调查过程，但也面临腐败治理复杂实践的现实难题。各监督机制之间具有互补性，在分工的前提下协调配合，既要实现对各个层次、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监督全覆盖，也要实现功能互补，增强监督合力。[13]参见周乐军：《对人监察抑或对事监察——论我国监察委员会监察权的边界》，《时代法学》2018年第4期。

在监督体系中，各种监督机制分工明确，各自具有不同的监督范围、监督职权、监督方式和手段、监督程序和责任设置，监督机关的性质也不同。《监察法》第45条第1项规定的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或者予以诫勉，在实施过程中可适当扩展至无职务违法但履职不当的情形。

其不仅创设了一个新的监督机制，而且也是对监督体系整体逻辑的结构性改造。虽然在逻辑上存在人员监察与公权力行为监督的范围划分，但对公权力行为的监督与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勤勉廉洁控制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三大监督机制的对接，在客观上将溢出体制的非正常权利救济行为重新拉回常规救济轨道。[9]参见秦小建：《中国宪法体制的规范结构》，《法学评论》2021年第2期。监督体系得以有效运转的关键是，如何通过特定的制度方式，将公民监督的动力导入监督体系，促使有权处置的国家监督机制积极启动调查和追责程序。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将人民意志转化为以法律为主要形式的国家意志，并产生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国家机关。《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12种调查手段，每一种调查手段的运用均应符合特定条件、遵守特定程序。回应上述问题，应立足监督体系的构造逻辑，关注以下3个议题。

这主要体现在先人大处理、后监察机关处理监察机关调查、人大审议监察机关向人大就其拟处分人员专项报告等方面。在设立监察委员会后，所构建的更为统一、强力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制度化的权责界定以及程序化的办案流程，使得群众有序参与举报，进而实现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效监督的常规化。

这是腐败的隐蔽性所在，并在客观上增加了反腐工作的难度。从监督体系的结构设计来看，国家机构环节的监察机关设置，串联起公民监督、人大监督与在党领导人民环节上的党的监督。

第二，将监察监督置于人大体制之下，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审判机关的审判监督，共同构成国家机构层面的3大监督机制。3.对接人大，形成公民—舆论—人大—监察机关的贯通结构 经由监察机关的线索受理和处理程序，公民监督得以导入国家机构—公民层面的公民权利常规救济机制。

在职务违法或犯罪调查中，如果发现该人员经手的权力行为存在程序或结果的不当，那么监察机关应当适时将该行为移送至有权处理机关。在我国，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组织起来的宪法体制更加强调监督。[11][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88页。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询问和质询、特别问题调查、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是主要的监督手段。

参见贺雪峰、刘岳：《基层治理中的不出事逻辑》，《学术研究》2010年第6期。对公众舆论的积极回应是国家机构的政治伦理，监察机关也不例外。

这也是在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政府机构改革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议题。这是形成监督合力的必然要求。

然而，《监察法》第35条规定的线索受理机制，没有明确规定监察机关主动回应公众舆论线索的法定义务。[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载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2页。

[2]参见贺洪波：《十八大以来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度逻辑》，《探索》2019年第3期。从监督体系的角度看，监察监督与公民监督形成对接，并与人大监督发生关联。行使公权力的人员本身不存在职务违法情形，但由于业务素质不高、工作复杂等原因，导致实施行政瑕疵行为和行政错误行为。分段信访是公民监督的重要方式。

基于宪法体制的逻辑结构，公民监督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治理结构下的常规救济机制和批评建议机制。在横向结构上，针对同一监督对象，各监督机制的联动，体现为执政党监督—国家监督—公民监督（舆论监督）的配合。

在此基础上，基层监察应综合适用《监察法》第45条第1项、《监察法实施条例》第71条的谈话提醒规定，强化对决策人员的廉政教育和依法履职提醒，同时展开定期监察，保持持续的外部威慑。另一方面，在涉及面较广、影响较大的腐败案件中，必要时可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涉及的权力行为展开特定问题调查。

一般而言，基于组织设计原理和有效监督的考虑，一个权力行为在内部会被分解为若干职责，由不同的人员承担。此时，对于本区域社会反映较大的社会舆论，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或人大代表应当依职权将其反映给监察机关。